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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们经常提到支柱产业，那么何谓战略性支柱产业呢？顾名思义，是指在国民经济中生产发展速度较快，对整个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连锁效应：诱导新产业崛起；对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各部门、所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变化，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是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
大规模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中占较大比重，有资料证明，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百分之五以上的，可以叫战略性支柱产业。
市场扩张能力强、需求弹性高，发展快于其他行业。
生产率持续、迅速增长，生产成本不断下降。
产业关联度高、长期预期效果好。
作为构造产业结构的倾斜式发展战略，“准则”是根据区域工业发展的总体情况而抉择发展先后的规范。但是准则对产业结构的“规范”一定是动态性的，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成长而超前变化。关键在于把握准则的绝对变化性不影响一定阶段相对的稳定性。
又称“主导产业扩散效应最大准则”，强调支柱产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认为，应选择扩散效应最大的产业或产业群作为一国的主导产业，重点扶持，加速发展，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扩散效应的带动原理在于：一、回顾效应，主导产业高速增长，对各种要素产生新的投入要求，从而刺激这些投入品的发展；二、旁侧效应，主导产业的兴起会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制度建设、国民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等等；三、前向效应，主导产业能够诱发新的经济活动或派生新的产业部门，甚至为下一个重要的主导产业建立起新的平台。
（2）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准则
又称“筱原基准”，强调市场需求对支柱产业发展的作用力。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产业的收入弹性和产业的生产率上升率是影响产业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是推动产业发展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原动力，其结构变化也是产业结构变化和发展的原动力。“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因产品增加而带来更大收入，进而创造了更大需求，从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生产率上升较快的产业有着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生产成本低，投入产出高，自然吸引资源向该产业移动，从而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更大的比例。“筱原基准”的实质在于从供求两方面反映产业结构演进的内在根源，其意向在于把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高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发展，使之上升为支柱产业。
又称“赫希曼标准”，强调产业结构的协同效应。支柱产业必须关联度高，有较强的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效应，能够向各方向渗透，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协同效应如何产生并起作用？市场扩张。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市场扩张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又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所以，应当以一个产业的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两个标准作为选择主导产业的具体标准，因为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大表明该产品市场前景广阔，这样的主导产业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成长为支柱产业。
根据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扶持幼小产业、保护民族工业的学说，在国际市场背景下，扶持本国暂时相对幼小的新兴产业，尽管短期内比较成本较高，但在政府保护下经过努力，就可以扭转生产费用劣势，赢得比较优势。
据此，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关注产业的潜在优势，尤其是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参照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支柱产业部门更替，把在先进国家或地区曾经带动或正在带动产业结构演进，但在本国尚处于比较成本劣势的新兴幼小产业作为培育支柱产业的重点对象，通过国家扶持，使其比较费用逐步转向优势，进而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
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分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意识形态、传统习俗以及民族宗教信仰等客观因素和既成现实，形成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根据比较优势准则，当然首选有利于充分利用本地特有的自然资源、区位优势，并能适应本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色产业作为支柱。但是，区位优势和特色形成应当建立于较大的比较范围，才具有较高的优势水准和竞争力；还须进一步区分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绝对优势是基于一个较大范围内以独有资源所形成的、不可比、不可替代的优势；相对优势是在一定范围内、在同类产业和产品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的产业都能形成特色，都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空间，关键在于确实把握特色、发挥优势。
“大而全”、“小而全”，观望、攀比，这是我国区域经济中常见的一种小生产习气，是区域间产业结构雷同、生产效率低下、重复发展、恶性竞争的根源。市场竞争最根本的是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一个地区不可能所有产业都同样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在支柱产业的选择中必须坚持有所不为，突出重点的原则，选择一、二个具有确定优势的产业作为突破口，形成“支柱”；再围绕“支柱”培养一批重点产业，形成支柱产业群，支撑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支柱产业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科技含量和发展潜力，因为科学技术水平是产品的产量、质量及实现升级换代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还有利于节约能源，降低成本，保护环境，并且有助于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延长支柱产业的生命周期。只有源源不断地将新的科学技术注入支柱产业，才能使其适应市场变化，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达到投资成本利润最大化。
规模经济带来规模效应，这是经济发展的一条定律：一、企业规模大更有利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更有利于现代化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开发；二、较大规模的企业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集中，从而有条件较先使用先进设备和技术，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而更新产品、提高品质，提高市场占有率；三、规模较大的企业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资本积累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规模越大，其产学研结合得越好，并内部机制健全，则掌握和利用各种信息的能力就越大，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越强，因而越具带动效应。
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壮大的“原动力”是市场作用，但并不等于作为市场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可以放手不管，“无为而治”。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调节、引导措施以补救市场本身的缺陷，促进支柱产业形成规模，优化结构。尤其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信息的屏蔽以及政治、军事和各种非经济因素影响客观存在，政府更有必要通过产业政策的规范作用和行政干预来引导支柱产业发展；实施有利于支柱产业发展的投资政策来扩大和改善投资、融资机制；加强能源、交通和信息等基础产业建设，改善基础设施，保证生产正常运行；扩大外贸经营自主权，鼓励企业向境外发展，尽快形成跨国大集团和公司。
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支柱产业，最终须将一系列准则、原则量化为相应的评价指标。一般的指标体系建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以一定的生产率增长值来反映产业的技术特征。筱原的生产率概念是劳动生产率、资金生产率、能源生产率等诸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在一定时期，产业的生产率增长快，生产成本相应也下降快，经济效益就比较好，因而加快发展生产率增长快的产业就能较快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其理论内涵就是通过供给变化来反映支柱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基本特征；实际意义就是政府应当优先发展代表先进技术，并具较高经济效益的产业。
表示人均国民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某一产品需求量的变化额。这种对应关系反映在价格不变条件下产业的产品需求增加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增加率之比率上，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随着收入增加，需求增加更快；收入弹性小于1，说明随着收入增加，需求增长慢于收入增长。显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收入弹性高的产品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逐渐提高，选择这些产业重点发展，符合市场法则，有助于产业结构演进。其理论内涵是通过需求变化反映产业产品的市场前景，获得加快发展的依据；实际意义就是政府应当重点支持那些提供国民收入多和收入弹性高的产业。据世界银行报告统计分析，人均收入从390~1230美元的国家，收入弹性分别为：运输和交通设备1.91，电器1.45，娱乐1.40，家用商品和服务1.28，香烟 1.20，燃料电力1.15，酒1.08，服装1.04，食品0.69。
反映特定产业在投入产出上对其他产业的前、后向关联程度。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大于1的产业才有能力促进和带动所有相关产业发展。其理论内涵是通过产业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变化来反映支柱产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推动作用；实际意义是政府应当优先扶持那些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
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在《中国支柱产业振兴方略》一书中提出了考察我国目前四大支柱产业的九项量化指标：一、工业增加值在GNP中的比重达到5%左右，产值占工业总产值8%左右；二，出口创汇稳定增长，国际市场占有份额上升，行业外贸进出口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三、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有所提高，同时在紧密相关的工业部门和服务行业就业人员大量增加；四、行业关联度高，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大于1；五、较高的产业集中度和骨干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集约化、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配套协作的企业组织网络；六、与国际同行业比较，技术比较成熟；七、需求收入弹性高于1，大体在1.5左右；八、经济效益好，附加价值率一般在25~40%；九、具有高于国民经济总增长率的、持续的、较高的部门增长率。
完整的支柱产业指标体系还应当考察如下因素：社会状况——政治安定、法制健全和社会公平；人口素质——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体质、信仰、风俗习惯等非经济因素；技术创新能力——包括整个地区宏观的和产业内微观的科学技术水平、研发能力；基础产业条件——交通运输、物流、邮电通讯等；资金保障体系——投资融资渠道、资金筹措方式等；现有产业优势——区域内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产业。
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客观性，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可行性，尽可能采用有数据支撑的指标，而对数据不可得的指标只能舍弃；相对性，为准确反映每一行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选用的指标应是相对指标，即采用某一行业与本区域其他行业同一指标相比的指数形式，由此来考察支柱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不同属性；动态性，确定工业支柱产业不仅是不同行业之间静态比较的结果，而且也是反映它们动态变化的过程。为此，比较过程应考虑指标的时间因素，通过指标的动态变化判断支柱产业在常态下的未来变化趋势。
地区支柱产业必须顺应国家振兴支柱产业的方向，大体要以国家确定的支柱产业范围及其选择标准来进行，同时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并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目标的制约因素及在全国的正向作用，增加特定选择基准：
目标期内某产业（或子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工业增加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与区域内或全国平均水平之比。若大于1可选，小于1则应十分慎重。产业强弱还体现为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优势指数。市场占有率表明该产业满足国家或地区产业对经济批量的要求，其重点子产业或重点企业产量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应在5%以上；市场竞争优势指数的含义是：当其数值大于1时，意味着市场占有率大于产值比重，即产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产业强弱系数的意义在于使地区充分考虑其产业素质水平以及在未来竞争中的地位，理性判断风险利弊。
由比较集中率系数、比较输出率系数、比较生产率系数、比较利税率系数的乘积构成的一个综合指标。一般而言，支柱产业的比较输出系数都应大于1。数值越大，证明该产业产品的区际商品率越高，即高于全国平均输出率。而当比较优势系数大于1时，说明该产业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具有相对优势，数值越大，说明相对优势也越大。比较生产率指标就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间比较，比值大于1时，说明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利税系数大于1，则说明地区某产业的经济效益与全国同产业平均水平相比具有优势，小于1时则处劣势；而当用该指标与地区其他产业作比时，则CT（比较值）值越大越好，选择CT值大的产业作为“支柱”，才能担负起整个区域上缴国家财政收入和发展地方基础产业结构的重任。
从比较优势系数的构成可以看出，所谓“比较优势”包括“外生”和“内生”两个方面，其指归在于竞争优势。外生优势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只要市场价格机制起作用，只要存在资源稀缺性，比较优势就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地发生作用；内生优势是产业内部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经验积累而人为生发的，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和经验积累。因此，竞争优势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对比较优势所蕴含的价值量的利用和管理的效率：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欠发达地区尤其要明确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一定时期内地方某产业直接吸纳就业、扩展带来机会就业以及社会贡献就业总体上升速度与地方工业就业平均增长率之比，若接近或超过则可行。这一标准侧重考虑了对地区社会发展和稳定就业的权衡。国家选择支柱产业实行有限目标、重点发展，对资金和就业约束不十分在意，而地方政府必须直面这些问题。一般认为，当系数大于1时，这一产业可带动经济和就业全面增长，适宜作为支柱产业。
反映某一产业全方位经济效益。由下属六个单项经济效益指标加权求和而得到：增加值率、产品销售率、资金利税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各指标权重的求得方式：如果认为两个指标同等重要则取1，一个指标略重要则取2，重要取3，重要得多取4，极重要取5，反之则取倒数，依次类推。对各指标两两比较并列出矩阵，矩阵中各行自乘后再按所取的6个指标数开6次方根，每个指标6次方根值与这6个指标方根值之和相比较得出的比值，即为各指标的权重值。这六项指标也是一般支柱产业分析模型中采用的变量因素。
特色产业指地区资源条件中有高于或低于国家支柱产业技术层次的产业条件，对提高和改善产业结构水平有特殊作用的产业。比如内陆地区发展传统产业的特定优势，沿海开放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对优势，以及一些地区的特种工艺技术的产业。特殊产业标准的提出扩大了支柱产业的内涵和外延，有助于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而在大局上又丰富了产业结构的层次，尤其对于经济规模小的区域是发展支柱产业的一条蹊径。
“这四个主要行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并且创造就业，是香港经济动力的所在”。
而事实上，这些主要行业确实在带动香港的经济发展。
在2005年-2015年的十年时间里，香港的本地GDP从1.4万亿港元上涨到了2.4万亿，这其中四个主要行业就占了一半左右。
当然，现在的支柱又多了一根，那就是香港的房地产。房地产的比重在经济中是逐渐加大的，看看香港的房价就知道了。以前内地人去香港，看重的是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定位，金融服务发达对于国际贸易其实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现在我们再看相关新闻，基本上是内地富豪去香港买豪宅，买千尺豪宅、买半山豪宅，那个价格都是令人咋舌的。
但是传统行业既是机会又是桎梏，所以香港这些年科技竞争中缺少优势，以至于香港在吸引科创人才方面也是操碎了心，现在也开始从世界各地抢
香港有“四大支柱产业”的说法，分别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和工商支援、专业服务业。这些支柱产业，建立在几代香港人努力奋斗打拼的基础之上，也与香港特殊的历史与地缘因素直接相关。回归祖国 20年来，随着周边环境的巨变，香港势必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探寻新的发展思路，准确定位自身。
对香港来说，产业的升级与迁移并不是新鲜事。
上世纪50年代，香港的转口贸易兴起。50-70年代，香港积极发展制造业，纺织、成衣、电子等劳工密集型工业高速成长，并带动了工业多元化。这是一个让香港获益良多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占总体经济30%以上，奠定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基础。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北移，第二产业占比从1980年的31.8%降至1997年的14.6%。香港产业结构轻型化，向服务经济转型，第三产业飞速成长。从数据上看，这是香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人均GDP增长了6倍多，一举进入世界前十前五，也是香港最为意气风发的年代。发展这么快，主要拉动力量是服务业，1983年以来增长率高达17%，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可以相比。而其中，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增长率更是高达21%。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两波强力拉动，让香港成为耀眼的“东方之珠”。90年代前期，香港GDP相当于整个中国大陆的五分之一，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历史最高比值。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可以说受益最大的是香港，发展速度超过了内地城市。此时的香港，连文化影响力都非常大，影视与歌曲在东亚非常流行，在全球都有相当地位。
80、90年代的超级增长，让香港成为亚太国际金融中心。超过500家银行在此聚集，世界百大银行有85家进入香港。这里有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世界第二大外汇市场，第三大黄金市场。以此为基础，香港的基金管理、股票分析、融资策划、商业服务领先整个亚洲。世界著名的顾问、法律咨询、会计公司，都将香港作为重要基地。仍然在制造业辛苦打拼的中国大陆此时并不清楚，这些利润丰厚的现代金融行业，是经济繁荣的顶端产物。香港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短短20年内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
但是客观地说，香港毕竟体量太小，这种超级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很大程度是靠历史机遇，而非内部产业自然升级。世界领先的银行与金融、咨询服务公司跑来香港，不是因为香港本身的五六百万人口，而是面向整个东方世界。
此时的香港，是整个中国大陆出口全世界的转口中心，超然的地位全球独一无二。香港制造业虽然迁出，但仍然在华南的生产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香港厂商1996年在珠三江雇佣了超过500万工人，产业链中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部门仍然在香港，是整个香港经济的重要根基。
但香港制造业在北移华南之前，层级并不高，即使不迁走，也很难自然发展出全球顶级的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香港以金融服务为龙头的产业结构，表面上与纽约、伦敦、东京类似，但是背后作为支撑的制造业、高科技行业基础，与这些顶级城市相比有不小差距。
因此，1997年的香港虽然处于经济极度繁荣之中，却也并非没有隐忧。广为人知的是香港的地产泡沫，短短十余年房价上涨超过10倍。1998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捅破了人们的乐观预期，到2003年房价下跌超过60%，许多人资不抵债甚至破产，如著名歌手钟镇涛，自1996年起开始炒房，在遭遇金融危机后，负债累累，并于 2002年申请破产。但是房价后来慢慢恢复，到现在甚至比历史顶点还高不少了。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影响，是很多人的收入再也回不到从前，香港的营业经理，一直没有恢复1998年前的收入，比那时要低三分之一。
香港回归之后，与其说是在寻找产业发展的新路，不如说是经济基础受到各种冲击的考验。产业基础并不牢固的香港，面对这些考验，难言乐观。而香港寻找新发展方向的努力，也受到基础薄弱的制约，取得的突破不多。
2003年，为扶持香港经济，中央政府与香港签定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将广阔的内地市场向香港服务业等产业开放。最明显的是“自由行”，到香港旅游的内地游客数量连年暴增，2013年内地游客占游客总数75%，超过4000万人次，是2013年的4.8倍。得此强助，香港旅游业在回归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2003年至2013年，过夜游客在港消费额暴增51倍，高达1527亿港币，旅游业也成为香港支柱产业之一。但之后受2014年9月占中事件的影响，旅游业增长乏力。
香港回归初期，正是信息科技产业革命火爆全球之际。香港也推出了发展信息科技的产业规划，如占地24公顷投资158亿的数码港计划。代表人物李泽楷1999年投资220万美元占腾讯20%的股份，按照腾讯最新市值 3000亿美元计算，如持股至今，其股权价值将达 600亿美元。
从贸易金融向知识科技转型，是很好的想法，信息科技也确实是能取得飞速成长的极好产业。如果香港能抓住这次机会，将会是又一次产业飞跃。可惜的是，香港虽然资本雄厚，但缺少发展出IT大公司的能力。
回头看，香港应该利用资金优势招揽全球IT人才，面向大陆市场与全球市场发展IT能力。但是香港产业发展历史上就缺少科技基因，投入重金建设的高校虽然有全球顶级的基础设施与师资力量，但历史尚短，与产业难以匹配。
因此，香港的信息科技发展计划浮于表面，脱离产业发展核心。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却抓住了IT产业软硬件发展的核心，华为、腾讯等企业成长为全球顶级企业。香港的IT企业没有找到合适的市场，也没有开发出值得一提的软硬件产品，基本只是在本地小市场做一些不大的应用。
2001年，李泽楷将手中腾讯的股权以 1260万美元转让给了南非MIH公司，这种投资眼光的事不宜苛责。但是整个香港没有跟上IT时代，连电子商务、互联网服务、移动支付、交易软件、商务软件应用都落后于内地，反应了香港的科技与产业基础存在严重缺陷。
香港面对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企业开始的制造业产业升级。
其实90年代末港资企业在内地制造业地位很重要，产业链上的位置也很好，如果在整个中国的技术升级潮流中跟上形势，香港的相关企业也会有大发展。但是香港业者在内地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层级本来就不算高，注重的又是外贸交流、品牌、营销，与内地创业者及国企集团相比，对研发缺少原始的本能关注。随着内地制造业企业不断产业升级，港资企业慢慢脱离技术大潮，原有的产业链优势逐渐瓦解。企业在香港招高管、经理、销售相对容易，招研发就缺少积累。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人才资源错配，即使高管、经理、销售也慢慢能力下降，收入下降，曾经以技艺高明著称的香港技师日渐凋零。因为研发的退步，本就不稳固的产业基础，在回归20年以后，已经相当不容乐观了。在亚洲四小龙中，香港几乎是产业基础表现最差的，人均GDP已经被注重研发的新加坡超过。
香港也曾经提出“中药港”、“科技园”等产业构想，都是与数码港类似的产业园区。但由于整个城市研发基因的缺失，发展不温不火。设想靠重金投入，凭空造出产出丰富的科技园区，在全球来看，缺少成功的先例。以产业为依托，产学研合作共同升级是更为自然的办法，根基是产业实践。缺少高校资源的深圳，以产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高科技转型进展很好，成为中国最突出的创新型城市。而同一时间段，香港的制造业产业基础悄然瓦解，科技创新虽然投入重金，也难有抓手。
让香港成为航运中心、区域发展中心之类的设想，并非香港单方面努力就能实现，需要整个区域的配合。香港回归以后不久，中国加入WTO，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香港作为航运中心其实受益极大。但是内地城市也要发展，以前依赖香港，条件具备了自行开展贸易是自然趋势。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从全球第一降到全球第五，并非发展策略有问题，而是内地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来看，香港的优势产业仍然极为突出，金融、贸易物流、旅游等行业在全中国城市中地位超然，与之相关的工商与专业服务也有相当优势。只是回归20年来，这些产业优势或多或少有所减少，或者依赖内地的支援，这不免令人失望。而香港社会，也因为产业未有新的突破，呈现了“内卷化”的趋势。香港经济极其依赖地产业务，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供给不足房价高涨，青年生活困苦缺少希望，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香港应该意识到，回归之前的高速发展并非全靠自身努力，而是有相当的地缘政治因素，金融等高端产业存在基础性问题。更不能因为表面上的高端产业而自视过高，忽视与内地经济的紧密结合。香港应审时度势，放低姿态，加入到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寻找自身的定位。
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演变，而香港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发展成就极为突出，在资金、商业网络、金融基础等各方面的积累很多，对中国的发展仍然能发挥很大作用。香港应该脚踏实地放弃一些没有基础的设想，也不要过于突出特别行政区的独立性，将自己置身于中国城市之外，而是应该顺应潮流，在整个中国的背景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可惜的是，因为一些政治性的纷争，虽然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个大方向，香港对于产业发展发向仍然缺少足够共识。香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纷争不断，发展受影响不小。
展望未来，如果香港能凝聚共识，又能得到祖国大陆的大力支持，没有理由发展不好。香港回归以来的产业发展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只要跟上中国整体的前进步伐，未来值得期待。
想找最近的数据统计，暂时没找到，只找到了02年到12年香港统计年刊。
数据很明显，香港作为一个主体的时候，这十年间，基本上全部依靠大陆赚钱，而对其他国家基本上是负的。那么都是什么产业支撑呢？
一，金融，港人引以为傲的金融，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块猪肉从不同的人手里过，每个人手里都会粘点猪油。中国改革开放来，外部进来的资金和内部出去的资金大部分都要经由香港结算，猪肉从手过的多了，自己也就肥起来了。
二，转港，俗称二道贩子。大陆货物进来后，转一下，发往世界各地，另一个是世界各地的货物进来，转一下，进入大陆。
三，旅游，这个微乎其微，占港经济不超过10%.
四，房地产，这个就没啥好说了，自己人剥削自己人。
所以，总得来说，香港依靠大陆才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
金融业服务业是香港最重要也是最传统经济支柱，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服务业肩负带动香港发展成为知识型经济体的重任。每年，金融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80%以上。
地产、进出口贸易和旅游这三大产业也是支撑香港经济发展重要支柱，特别是旅游产业比重逐年上升
金融业是香港最重要的传统经济支柱-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业肩负带动香港发展成为知识型经济体的重任。
每年，服务业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80%以上。其中，地产、金融、进出口贸易和旅游并称香港经济的四大龙头产业。
拥有多项制度优势：资金自由流动、法制和监管健全、市场运作透明和高效、人才和金融机构高度国际化等。
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香港一直名列前茅，紧随伦敦和纽约之后，近年得分差距更大幅收窄。香港也是亚洲主要的资产管理中心、亚洲第三大银行中心（全球首100银行中有73家在香港营业），以及世界第六大外汇市场。
香港的产业现在主要是金融和贸易业。很多国外的大公司都是通过香港的中介买卖来和中国内地做生意。而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全球都是有重量氛围的。七八十年代，香港一度有制造业的中心，但是随着成本的增加，制造业的中心慢慢移到了广东一带。所以目前香港的优势就是金融贸易和服务业...
香港经济发展的三辆马车：金融、旅游、贸易
首先是金融，今天的香港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2000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12717亿港元，贸易总额达到32307亿港元，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实体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810丌箱，居世界第一位；有154家银行,拥有外资银行数量居世界第三位 2000年末香港股市总市值达48625亿港元，居世界第九位；外汇市场每日成交额达790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2000年末外汇储备高达1075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香港经济发展的优势香港的优势在于其属国际化的城市，拥有便利的营商环境、完备的法律体制自由贸易政策和资讯流通、公平开放的竞争，以及金融网络、通讯基建网络等便利因素。此外，香港拥有庞大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自由兑换的稳定货币、以及低税率的简明税制等优势条件使得香港发展成为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其次是旅游购物，大陆人最喜欢去香港迪士尼、各种购购购，这里就不多说了
金融、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和旅游是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
1.香港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
拥有多项制度优势：资金自由流动、法制和监管健全、市场运作透明和高效、人才和金融机构高度国际化等。
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香港一直名列前茅，紧随伦敦和纽约之后，近年得分差距更大幅收窄。香港也是亚洲主要的资产管理中心、亚洲第三大银行中心（全球首100银行中有73家在香港营业），以及世界第六大外汇市场。在上市融资方面，香港首次公开招股集资总额在2009至2011年均占全球第一位。国家“十二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以及国际资产管理中心。
2.香港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贸易和服务中心，既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之一，也是全球第十大贸易经济体系。香港其中一个独特优势，是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国际贸易组织。
3.香港拥有企业管理及各服务行业的专业人才，专业服务一向是香港最具竞争力的行业之一，其中法律、会计、建筑和相关工程以及医疗服务优势尤其突出。香港的专业人才拥有国际认可的专业资格，丰富的国际网络和管理经验，亦熟悉国情及内地市场。
4.香港是亚洲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2012年全年访港旅客总数超过4864万人次，其中约七成为内地旅客，其余为欧美和亚洲区内的旅客。
香港是个多元共融的国际都会，既保留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又受西方风尚的影响，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在积极发展高科技现代化城市的同时，香港有购物消闲的好去处、享誉国际的美酒佳肴、富吸引力的主题公园、风景怡人的大自然景色、独特的文化遗产如括庙宇、围村、祠堂和富中西色彩的建筑等，是观光、商务和家庭旅游，以至消闲及消费旅游的最佳地点。
香港是世界一线国际城市之一，是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有四大经济支柱产业，分别是金融服务业、进出口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旅游业。
香港紧跟着祖国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未来的发展更加诱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识人士已溶入大湾区经济发展浪潮之中，香港未来更加有活力大发展，是人们向往的地方。
自主创新，企业是主体。然而，作为创新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目前自主创新能力还十分薄弱，进行自主创新仍然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下面，笔者试就如何解除中小民企自主创新的三个主要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制约中小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三大主要因素
一是创新意识不强。在市场经济中，低价竞争的策略和低技术生产方式，使得企业有一定的市场生存空间，在这种态势下，不少中小民企存在对国家支持民企的政策心有余悸，抱着“要赚钱不如赚现钱、落袋为安”和“小富即安”、“吃现成”的心态，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创新压力（动力）不足，创新欲望（需求）不大，创新意识（观念）不强。
二是创新能力不够。中小民营企业正处于起步和成长阶段，缺乏创新必需的人才和所需资金，有的企业既便想创新，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民营企业在金融机构贷款设有种种政策限制，如高额抵押等。而在民间融资年息高达10-15％。关于人才，一般人才易得，高级人才难求。一名高级技术人才年薪一般在5-10万元，既便相中，来企业后因受到设备、资料等限制，亦难发挥应有作用。“融资难和用人难”依然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两大主要障碍。
三是创新体系不全。特别是“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缺乏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现有的科研体制对企业自主创新支撑不够，企业急需开发的项目往往很难寻觅到技术支撑单位和技术成果持有人，即便寻觅到，他们也会开出咋舌天价，使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难以承受，而这些企业创办技术中心又受到高技术人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自身条件的限制。因而影响了中小民营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二、消除中小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制约因素的对策
（一）引进激励机制，激发创新热情
笔者以为，要消除中小民企自主创新制约因素，必须首先解决一个观念问题，即解决创新意识缺乏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需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鼓励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对企业重大创新，特别是原始性重大创新要给予重奖，以此激发企业创新热情和增强创新意识，比如，各级政府在科技成果奖励项目评选时，应本着“企业是创新主体”的指导思想，向企业倾斜。据统计，过去湖北省评奖项目70％以上为各大院校科研单位所获得，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在此过程中处于陪衬地位，与企业是创新主体并不相符。另一方面企业内部也要积极引进激励机制。出台相关的创新奖励措施，对参与技术改革和技术创新取得优异成绩的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要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特别是对有重大发明创造的研发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要予以重奖，树立创新典型，打造创新平台，从而全面提高企业员工创新意识和企业整体创新水平。在这方面，我公司为了树立广大员工和科研人员创新意识及激发其积极性，先后出台了《重大发明奖》、《专利获批奖》、《小改小革奖》等奖励办法，并拿出了相当部分资金用作奖励基金。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统计，2005年我公司获得了1项重大发明创造，20余项创新改造，申报了8项专利。由此可见，增强创新意识和积极性是自主创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环节，我们对此要有足够充分的认识和长远的眼光
（二）疏通融资渠道，打破资金瓶颈
融资难是制约中小民企技术创新的瓶颈。打破资金瓶颈，必须打开和疏通融资渠道。以笔者亲历，认为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解决银行信贷体制问题；二是要解决建立创业风险投资机制问题
第一、改革现有的银行信贷体制。在我国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即国有企业贷款要比民营企业容易，大型企业贷款要比中小企业容易，虽然说这其中确实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其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与现行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制约有关。一是对民企办理贷款手续过于繁杂，甚至过于苛刻，一笔贷款下来，这些民企老板不是“磨破嘴”就是“跑断腿”，一些中小民企老板怕登银行的门，造成了中小民企“畏贷”心理；二是银行部门对民企贷款出现问题后受到追究的可能性，远比对国企贷款出现问题受到追究的概率要高出许多倍，这在客观上造成信贷人员对中小民营企业“慎贷”（甚至“吝贷”）。企业老板的“畏贷”和银行职员的“慎贷”导致了中小民企“贷款难”现象的加剧。因此要想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必须对现有的银行信贷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有效改革。三是银行贷款追逐利润、防御风险的本性，决定了它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对在发展中的中小民企的支持更是难上加难。
第二、建立创业投资新体制。在国外，特别是在一些创新型国家，都建有较为健全的创业投资体制。一个哪怕规模很小的公司，只要有创新成果，在宣传展示的时候往往被创业投资机构相中，该机构可参股进去，甚至助推到创业板去上市。一上市，企业资本成倍增值，在适当的时候创业投资就带着收益功成身退，再去寻找、支持另外有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但在我国，《创业投资基金法》虽然酝酿了许多年，却一直没能出台。创业投资体制，特别是风险投资机制，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建立或有效运作起来。目前，虽然已经有一些创业投资公司，但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实施和管理却没有法律依据来进行规范，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有效的投资退出渠道。创业投资机构把钱投入进去就不能撤出，不能流动，这就把活水变成了死水，无法规避风险、获取收益，创业投资公司就无法健康成长，进而影响中小民营企业创业创新的资金来源。
（三）实施人才战略，提升创新能力
中小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技术人才，尤其缺乏有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人才，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很多，但现行人才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不适应、不协调、不配套是关键。针对目前大多中小民营企业面临人才资源缺乏、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三种途径来加以解决。
1、以政府为引导，组织实施人才战略。
制定出台一系列鼓励和吸引科技人才到企业，特别是到中小民营企业工作的优惠政策，采取各种灵活措施，营造和提供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搭建企业和科技人才见面与合作的平台和桥梁。建立政府人才基金，专项用于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招聘引进区域经济发展急需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企业缺乏的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学科带头人。以此引领和带动本区域内产业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2、以企业为主体，建立人才管理制度。
一是网络高级人才。高级人才大多集中在大专院校，另外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也有一部分高级人才由于找不到对口专业和单位，流落民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要寻找到合适的高级人才并不容易，但也不是完全做不到，关键是采取什么方法。我公司在网络高级人才的主要做法是：（1）大量搜集流落民间高级人才的有关信息，高薪聘请合适人选到公司担任要职；（2）对无法聘请到公司任职的大专院校专家、教授，树立“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用人思想，或聘为“星期天工程师”，定期到公司予以指导，或就某一项目开展技术合作，借脑、借智，以利于技术创新和公司发展。
二是加强对人才的培训。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一定要树立“培训即是生产力”的理念，不断加强现代企业培训教育制度建设。建立培训与使用、创业与创新和待遇、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确立职业培训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全方位、大规模地开展企业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创新活动，把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和开展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企业职工培训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我公司很注重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员工进行分批次培训、拓展训练，每年确保每个员工集中培训时间达15天以上，为推动学习型、创新型现代企业的建立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3、以职能部门为支撑，营造人才聚集良好环境。
一是探索建立人才资本产权制度。我们认为：科技主管部门要科学界定人才资本产权,培育多元化的人才资本产权主体,明晰企业人才资本的产权归属；制定产权分配的相关政策,合理划分人才与用人企业的权益份额；鼓励用人企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实行股权、期权激励；落实专利发明申报和维护费用资助制度，以此激发和保证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鼓励和支持科技人才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从而支撑企业更好地开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获取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我公司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如落实资本产权方面，我公司为了求得人才、留住人才，对高级技术人才采取或按技术配股，或以资金入股，或按成果转股等方式建立其资本产权，从而留住人才。目前，我公司共有技术人才68名，其中28名高级技术人才通过这三种方式获得公司股权，他们的入股，确保了公司自主创新工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二是深入改革职称评聘制度。我们认为：人事主管部门要继续深化职称改革,积极推进职称评定社会化；严格专家评审制度，建立职称评审高层次专家资料库。职称评审和专家选拔,应注重面向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上取得突出业绩的人才。要将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和实施效益列为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职级晋升的重要依据。鼓励企业对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取得突出业绩的人才评聘职称，对获得重要发明专利授权的发明人，可破格评聘相关的专业技术职务。同时，积极支持和开展营销人才与技能型人才职称评定。
三是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劳动就业部门要抓好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加快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化建设步伐，建立起跨地区、多行业、多学科、多功能的科技人才信息网站，实现科技劳动力资源市场的计算机联网，信息共享。吸纳国内外人力资源交流服务机构，组成网络化的人力资源大市场以提高企业和科技人员择业的目标性和针对性，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特别是建立高级人才信息库，设立高级人才资源配置网络，集中高职位需求信息。积极推行人才柔性管理制度。实行户口不迁，关系不转，来去自由的柔性引进政策。鼓励各种高技术人才以柔性流动方式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事兼职、短期技术培训指导、承担委托项目、参与课题研究开发和技术成果入股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引导企业走上自主创新与依托联合集成创新相结合之路。
（四）加强产学研合作，构建创新体系
目前，我国创新体系还不完善。一方面中小民营企业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大部分企业还不能创建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另一方面科研人才云集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虽具备科研和创新能力，但又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而相对独立和区隔，产、学、研各单位不能有效沟通和合作，致使创新和研发不能与市场需求真正接轨，研发成果被迫束之高阁，无法实现产业化，转化成经济效益。鉴于这一态势，在当前形式下，只有加强产学研各单位有效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创新体系问题，进而促进自主创新，实现合作各方双赢或多赢。
笔者认为产学研三者进行真正有效的合作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以项目为主线来组织企业、院校、研究单位的力量进行攻关。如果没有项目为依托，三方合作就缺乏一个平台和共同目标，就难以有效地组织到一起来。我公司自 2004年以来，积极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以项目为主轴，分别与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科技合作，截止目前，该公司通过走产学研合作之路，累计开发三项新产品，其中一项居世界先进水平，两项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项目产品产业化前景看好。二是要建立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基地。可以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建立，有了基地，三方的合作就可以进行一些带有长期性的重大研究项目，也可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如我公司自2004年与武汉大学创建“孝感市大禹电气有限公司武汉大学电气工程研究中心”以来，技术和项目合作就一直进行的很好。三是允许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国外的经验也表明，大企业的研究力量较强，他们一般能够吸引一批博士后到企业进去做研究，出了成果直接面向企业进行转化，这不仅对于研究人员了解市场需求、参与生产实践、确立研究课题增强了针对性和实效性，而且也解决了企业急需攻克的技术创新上的难题。如果我们中小民营企业也能借鉴如此做法，我相信，无论对高校还是对企业而言，合作必定是双赢的，利益也必将是更为直接和更加丰厚的。
